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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银行业务频频遭遇"萝卜章"事件,给银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就在2018年初岁末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银监会先后针对若干银行违规担保、违规票据案开出罚单。从新闻报道和银监会对外公示情况来看,相关案件均涉及银行系统内部人员与外部不法分子内外勾结、私刻公章、伪造证照合同、违法违规办理相关银行业务的问题。

萝卜章即私刻的公章,萝卜章案泛指行为人伪造法人公章、虚构法人意思,假借法人名义从事民事活动而订立合同或从事其他交易引发的刑、民案件。萝卜章案严重扰乱金融机构经营秩序和金融安全,值得重点关注。海问争议解决团队就萝卜章案中涉及的刑民交叉、表见制度、过错判断、责任分担等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推出系列文章:


第一篇 关于刑、民案件关系的处理思路与裁判要点

1、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模式

萝卜章案属于典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其中民事部分是否应当移送公安机关或等待刑事处理结果是此类案件的核心争议,就此问题,现行主要规范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涉及的主要条款如下:

•第一条 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

•第十条 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第十一条 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根据以上规定,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的前提是基于同一法律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若不属于上述两种情况,则民事案件继续审理,而对于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在实践中的具体判断则需结合学说意见及裁判观点总结规律。

2、区分法律事实竞合型与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

学说意见认为,刑民交叉案件采取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取决于刑民案件的事实关系,而根据是否涉及同一法律事实可将刑民交叉案件区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和法律事实牵连型[1]: 

•法律事实竞合型,即同一法律事实损害不同法益、产生不同法律评价而引起刑民两种法律关系。由于涉及对同一主体同一行为的不同法律评价,为避免民事先决产生与刑事判决认定事实相互矛盾或冲突的情况,应以先刑后民为主。

•法律事实牵连型,即刑民两部分并非源自同一法律事实,仅部分要素重合或牵连的情形。由于不存在对同一行为的不同评价,而是不同行为的不同评价,也不存在两种责任的相互替代、轻重先后的问题,更不存在先后判决的矛盾认定问题,[2] 应当采取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3] 即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同时进行,但是如果一案必须以另一案审理结果为依据就需要在诉讼程序上采取中止审理措施。 

根据法释〔1998〕7号,采取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是法律事实竞合型刑民交叉案件,通常具备以下条件:1.主体相同,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同时是民事案件法律关系主体;2.事实相同,刑事案件犯罪事实与民事案件法律关系基础事实完全相同。3.结果存在吸收、包容关系。例如甲、乙签订买卖合同,事后发生争议,甲以合同诈骗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引发刑事诉讼;又如,甲与乙的争斗中致乙重伤,甲构成故意伤害犯罪。也有案件涉及群体利益为防止部分受害人获得足额清偿而有的受害人却根本不能得到补偿的现象的发生也采取刑民一体的处理思路,例如民间借贷行为涉及非法集资犯罪 [5]。先刑后民案件的刑事受害人可以通过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刑事诉讼结束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例外情况下刑事案件久拖不决导致人身权利受损害的当事人无法获得及时救济时受害人可以先行提起民事诉讼。

3、萝卜章案应采取刑民并行的处理思路

我们认为,萝卜章案属于典型的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当采取刑民并行的处理思路:

•主体不同:一方面,伪造公章者通常是法人分支机构负责人、部门负责人、部门业务人员、一般工作人员或者与公章被伪造者之间不存在任何人事关系的第三人,也可能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这些个人可能因涉嫌伪造企业印章、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犯罪行为而受到刑事追诉,成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另一方面,使用伪造公章订立合同将导致法人被代表、被代理事实出现,这些法律事实引发了民事法律关系范围内有关合同或交易行为效力、履行、责任认定的民事争议和案件,公章被伪造的法人一方系民事案件当事人一方。可见,刑民案件的主体不同。

•事实不同:决定代表、代理行为效力与民事责任分担的民事案件与评价伪造公章行为以及占有、骗取公私财物之社会危害性及法律后果的刑事案件在法律事实构成上存在很大不同。民事案件的基本要件事实涉及是否存在代表、代理行为,是否有代理权,相对人是否善意,是否存在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法律强制性规定的情形,合同履行情况、当事人受损失情况等;刑事案件的基本要件事实则是否存在伪造公章、虚构事实、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等。

•结果不存在包容、吸收关系:刑事案件结果指向涉嫌伪造公章、诈骗等犯罪行为的嫌疑人的刑罚及附带民事赔偿;民事案件结果指向被代表或代理的法人在民事合同或民事侵权法律关系中的民事责任。基于对不同主体的不同评价,两个案件处理不存在包容、吸收关系,刑事案件是否判决并处以刑罚不影响也不能剥夺合同关系或交易行为相对人或第三人请求人民法院对相关民事法律关系给予裁判的诉权。

•是否中止审理:此类案件中,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可能使用相同的证据,例如嫌疑人供述笔录或公章鉴定意见。但刑民案件对于证据的判断标准不同,民事案件采用高度盖然性的证据认定规则,而刑事案件则需排除合理怀疑,单就证据认定而言,刑民案件不需相互等待,不存在中止事由。但是如果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应当中止民事案件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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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法院对于此类案件中民事部分应当实体审理,无需移送公安机关处理的态度基本一致,以下是最高法院判决意见摘录:

1、某实业投资开发公司与某融资性担保公司保证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230号】法院认为:本案属于保证合同纠纷,丁某涉嫌伪造企业印章的事实,与其以某实业投资开发名义向王某签订借款合同、向某融资性担保公司签订委托担保合同的事实,并非同一法律事实,也非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故本案并不以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不符合中止审理的情形。公安机关对丁某涉嫌伪造印章行为的立案侦查,并不影响某融资性担保公司要求某实业投资开发公司承担本案民事责任。因此,一、二审法院未中止审理本案,符合法律规定,并无不妥。

2、某农村信用合作社与某天主教爱国会、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0)民二终字第9号】法院认为:依据信用社提交的其与教会所签《借款合同》、《抵押合同》和其与开发公司所签《保证合同》等证据,以及相关贷款款项的使用情况,证明在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着我国民事法律规范所规定的借款担保合同关系及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信用社对上述两被告提起民事诉讼,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应予受理,并对本案进行实体审理。本案中相关经办人员涉及刑事犯罪,不影响信用社行使诉权,故法院应予受理。

3、某银行广州分行与某制衣有限公司、某大酒店借款、担保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105号】法院认为,本案系平等主体之间因财产关系发生纠纷而引起的民事案件,且未经法院实体审理和判决,属于法院受理民事诉讼案件范围,银行起诉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法院应予受理。制衣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涉嫌信用证诈骗被追究刑事责任并不影响制衣公司承担民事责任。本案所涉合同是否有效,银行、酒店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及承担民事责任份额等,应通过实体审理才能依法认定。如本案在审理过程中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亦可中止本案诉讼,据此,银行关于本案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其起诉应予受理的主张,应予支持。

4、某银行无锡分行、某银行长春分行合同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终800号】法院认为:张某、刘某某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性质的犯罪,不影响《同业存款协议》效力的认定,根据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委托定向投资协议》和《投资指令》上加盖的某银行长春分行的公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是否真实,以及张某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本案处理不需以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为依据。


 注 释 

[1]:参见毛立新《刑民交叉案件的概念、类型及处理原则》,载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10年5月第9期。

[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至第八条。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也明确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3]:参见杨培兴《刑民交叉案件法理分析的逻辑进路》,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9期。

[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0条。

[5]:参见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2015年6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5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